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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不理解,多角度叙事下探讨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编导艺考应试影评习作*
我认为《亲爱的》一片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远高于其艺术价值。影片讲述了一个小男孩被拐卖到农村几年后又重回亲生父母身边的过程中几方人群不同的心理感受与态度,来阐述“在此状况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一事。影片弱化了极为可憎的始作俑者—杨姓人贩子的重要性,因其已死亡所以并未和受害父母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将问题留给不知情的李红琴处理。即说明本片比起《盲山》这样将焦点放在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的一类影片,《亲爱的》在控诉拐卖儿童一犯罪行为的同时,也通过展示现实中不为人注意的一类人群,来聚焦在拐卖事件发生后,制度的漏洞与不同人群的痛苦和脆弱,借当下社会中法律与人性的冲突来探讨法律制度规定的合理性、人性化与否。
陈可辛曾在拍完《甜蜜蜜》后说自己不是个文艺片导演,否则李翘和黎小军最终便不会在一起。于是陈在本片中延续他一贯具有匠气,在叙事、剪辑与选角方面讨巧地照顾了大众的审美,同时也不失其深刻。
本片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快节奏叙事,惊人的将不同角度的众生相容纳在两个小时中。在抓住观众情绪与注意力的同时对角色情感把控自然,几次冲突带来的角色情感转换真实立体。
人物设置在作为“以多人物叙事为亮点”的本片中又一大亮点。李红琴这一角色的特点尤为鲜明:作为影片中的唯一一个农村人主角,她所代表的是一种“秩序破坏者”的形象。即不懂文化不顾法律,仅凭自己的母爱和莽撞与福利院打官司。作为纯人性的代表闯入文明世界,使人们重新审视文明世界的种种不合理。
失踪儿童父母所组成的群体也是片中一大特点。群体有效的在鲁氏绝望的时候给以希望,最终找回了孩子,看似应证了大仲马所说的“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一句;但影片不仅关注了找回孩子的父母,也将镜头聚焦到了找了六年,经历了种种打击最终放弃的韩氏夫妇。作为群体背叛者的韩氏,片尾群体给他的鼓励看起来便变了一种味道。父母们与李红琴的冲突为影片第二场群体冲突,是一种受害人群体对“加害人代表”的情绪宣泄。
影片形式多为叙事服务同时调动观众情绪,故剪辑流畅,音乐渲染情绪到位。西南官话的大量出现为影片的亮点,方言与普通话的冲突在形式上与叙事主题呼应,呼应本片李与鲁、城市与农村、规矩与无序、法律与人性之间的冲突。
影片严肃的探讨了大体制下的法律制度与小角色个人的冲突:即失踪人口24小时内不给立案;弃婴无法让“养母”领养;孩子失踪六年却无法下发生育证。具有高度社会意义,是当下正“需要”的电影。
探讨社会制度问题的电影在中国当下作为敏感话题,无法像韩国同类电影一样搬上亮处;陈可辛以商业的包装的形式,在审查体制下隔靴搔痒似的触碰了作为影片内核的敏感问题。此片给社会的冲击尽管不如《熔炉》《素媛》《辩护人》等重大,但仍具有唤醒社会意识的作用。作为当代中国具有社会意义的商业片,本片尽管有着过于煽情等商业片的通病,但它应该存在。

这是一个“打拐”的故事。一天,田文军的儿子田鹏失踪了。对于田文军和前妻鲁晓娟而言,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开始了漫漫的寻子之路,其间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痛苦、曲折和艰辛。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于漫长寻找过程中身心的疲惫,更来自于精神的折磨:掺杂着自责、后悔、思念以及失望与希望交替间无数的患得患失。三年后,田文军终于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偏僻山村找到自己的儿子,只是儿子已不认得他了。更令人纠结的是,儿子与人贩子的妻子——这三年来儿子一直称其为“母亲”的李红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他和鲁晓娟却无感情可言。这时,影片的冲突才真正展开。

李红琴在大城市面对的不理解太多了。福利院院长怎么也不会将孩子给一个“拐卖犯”。一个社会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罪犯会改过自新,而偏偏冤枉的是这个“罪犯”还是被连坐的。就是这么不宽容。那个院长是永远不会去体谅一个为人母的心情。李红琴在进法庭时,从里面出来的打闹的妇女这个角色安插的十分出色。平易近人,来源生活。在我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愤青的时候,我去看过我妈开庭,我妈在上面开着,庭开不到一半,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我把头伸出窗外,是一个女人扯着另一个女人的头发,让我觉得义愤填膺的是那个被揪住头发的女人后面站着一个小女孩,年龄尚小,只能哭。于是我脑子就脱离理智,吼了一句,你们干什么。也不管我妈开庭了,直接飞出去了,到了外面发现架都打完了,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完了以后开着一辆黑色桑坦纳就走了。我想可能是个离婚案,我很生气的冲着法警说了一句,“不知道你们拿着工资是干什么吃的,都不管么。”可能这件事之所以让我记这么牢的缘故是因为我小心眼,因为那个法警说,“哪来的小姑娘没有教养。”当时真想拿枪指着他。这个社会,就这么冰冷么?就这么不能理解别人的苦楚么?韩德忠去办准生证的时候,被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出示被自己儿子的死亡证明。又是一次冷冰冰规定和人情的矛盾。就好比,前几天,我去找我的导师说,请给我多开一门课吧,求你啦,我是真的感兴趣。然后我的导师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是学院政策,不能给你开。规定一定没有把人心的伤痛规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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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人物生生不息的卑微的爱,是光,是烛火,终将给哀凄的夜色以亮光,以希望】

看完《亲爱的》让我想下一个结论,陈可辛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影片的每一处都可圈可点,大到故事的叙述手法,小到演员的每一句台词动作,都很到位。是的,“到位”这个词给的十分中肯,它说明,这里没有生搬硬套,一切感情都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

其实,痛苦的选择,往往并不存在于泾渭分明的“对”与“错”之间。恰恰相反,当选项可以区分为“对”与“错”时,选择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理直气壮地选择“对”的。真正令人痛苦的,是“对”与“对”之间的抉择。无论怎么选,都有其理由,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选择一个又将伤害另一个。这样,选择又都“错”了。陈可辛导演的新作《亲爱的》,便是从“对”与“对”的冲突切入。

如果说这是一部催泪亲情戏,我却想说,它让我看到的是个人和社会条条框框的冲突。影片上半段从田鹏丢失就进入正规,不再着力于铺垫。在田鹏丢失田文军报警后,警方给出的回应却是,24小时之内的失踪不给立案。而恰恰讽刺的是,在火车站调出的视频里显示出的时间里,田文军也在火车站独自寻找。如果警察作为,或许不会有这场戏。警察怎么就不理解理解一个丢失孩子父亲的焦急而伸出援助之手呢?警察不理解,而且也不需要理解一个父亲的焦急,找警察办事的人多的很,而偏偏通常只有在歹徒作案完毕时警察才会粉墨登场。田文军就是万千受害人中细小的一个小水滴,折腾不起大浪,生活给着什么,就受着什么吧。或许警察不理解还是情由可原的,毕竟是一个是为了一个国家机关合理有效运作的规定。不通情达理,但也情有可原(呸)。鲁晓娟现任丈夫的不理解将事情摊开来给观众看,一个人的不幸真的很难让另一个人切身体会。田文军说,鲁晓娟有句话说对了,你不是鹏鹏的爸爸,你说你能理解,其实你还是不理解。这句话说的多精准,很多事儿就是这样。事情又不是出在你身上,你说你能理解,但也就是说说就是了。

“对”与“对”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一个伦理困境:是血缘还是感情?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去年在戛纳大放异彩的影片《如父如子》,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刻探讨。陈可辛的思索比之更进一步。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这“对”与“对”的冲突发生于偶然——孩子“调包”;然而,陈可辛在“对”与“对”的冲突背后发现了根源——一个错误百出的社会。从一开始田鹏被拐走,因人口失踪24小时后方能立案,一个时间差让人贩子得以将人带走;李红琴因为所谓的“妨碍公务”被关押了半年时间,出狱后到福利院探望女儿被拒,企图收养女儿又因农村人身份遭到歧视——“人民法院为人民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在法院调解时,调解员无精打采,还指责李红琴的律师“怎么什么案子都接”;韩德忠在儿子失踪六年后打算生育第二胎,去办理准生证,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影片中这种种,让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制度与规定的生硬对权利的漠视和践踏,还有一切不幸的渊薮:法律尚不健全和完善,拐卖儿童屡禁不绝,以及对儿童保护的乏力,儿童福利体系的滞后。

影片随着田鹏的被找到,也进入了李红琴的世界。一个农村的寡妇开始了她和大城市文明世界的交锋。荒诞可笑的是,开始的李红琴在面对抢孩子这件事上,用的是整个村子的锄头,而接下来面对傲慢的福利院院长,想要要回自己女儿的李红琴开始将希望投放在法律上。一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农村人被逼到随身携带法律条款,这是怎样的绝望。就好像在警察局走投无路的李红琴只能孤注一掷的选择抱起自己的孩子仓皇而逃。她没有办法,她只能这样。人在受到伤害痛苦万分的时候,就习惯性的去找精神寄托,在这里法律是李红琴的精神寄托。而有个对比放在这也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城市精英,(影片也有讲城乡矛盾体现)同样痛失爱子的韩德忠和妻子将精神寄托在类似于佛教的宗教上。人可能在经历很多风风雨雨之后,都会选择去信仰,信仰神灵,信命运。这让我想到,一个拥有一头白色发丝的美国老太太在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分享到,当时她因为身体状况不能生育,开始信基督,是耶稣赐给了她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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