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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洲的那种,窦唯击败世界那一年

    我在小县城长大,因为小而封闭,因为封闭而落后……在我还没走出小城市的时候,那里是四大天王和地痞流氓的天下。我喜欢音乐,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只要是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就能让我兴奋。
 
     比同龄人幸运的是,因为某些偶然,我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摇滚,虽然那时候我不懂,而且我的耳朵也受不了那种歇斯底里~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在马路牙子上看见几个大“流氓”在雨中鬼哭狼嚎“一二三四五六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雨水飞扬,卡车呼啸而过,流氓们裸着上身踩的泥浆飞溅~这场面将少年我的音乐积淀音乐思维冲击的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身体麻酥酥的象是过电,而脑子却一片空白……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叫做“感动”的情绪。

青春降落在2000年初的我们没有普及的网络,却拥有很多实体的快乐,比如磁带、电影DVD、CD唱片,和接触欧美音乐的隐秘途径:打口碟

原标题:窦唯征服世界那年,90后刚刚出生

     之后,我从我那当“大流氓”的表姐夫那里搜集到了很多磁带~有黑豹有崔健有唐朝,还有感动过我多年的黄家驹。那一年是1994年,黄家驹死了已经一年了。后来我又知道,kurt
cobain
也在那一年用来福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而这两个人分别影响了我大学前和大学后的音乐观人生观。福兮?祸兮?

最近,中国政府向WTO宣布将停止接收废塑料等4类24种“洋垃圾”,这代表着随废塑料流入中国的打口碟将彻底消失在市场。

当窦唯、张楚们以中年大叔的样子

    大学的时候,出没于各种音像店~卖打口CD磁带的小商贩肮脏的家中~在堆成垃圾一样的打口CD中搜寻音乐养份~我英语很差~每次手里都有一张中英文乐队专辑对照表~或者就在私下翻杂志记住专辑的封面。象蜜蜂更像苍蝇。。当时的NIRVANA在中国的地下音乐界中已经被捧上神坛~打口CD一般卖30以上~而我是幸运的~曾经以15块钱的价格买到了《Nevermind》……毕业前夕,租住的房子被光顾。让我欣慰的是,这位梁上君子也是位音乐爱好者~顺走了我好多CD和磁带……但愿他识货,《Nevermind》的带歌词本的版本已经被炒到500多了……
02年以后,网络普及,MP3普及~打口一代的我们淡出……
后来生活改变了,音乐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留下来的CD和磁带大多数在阳台上的纸箱里落土,我想,这就是他们的归宿了。

打口文化终将消逝,一代人藏在“洋垃圾”里的青春记忆却突然苏醒。

出现在普通人的视野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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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感叹唏嘘:

非主流最火的那几年,也差不多是选秀节目最火的几年,大街小巷飘着的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发型师Tony给你推荐的一定是瞬间增高十厘米的发型。

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已经随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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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人物**的嘴角而一起下沉了吗?**

苦哈哈的高中生们已经开始了青春的觉醒、品味的绽放。在追求特立独行的年纪里,失败者拥有了随时想要烧毁的黑历史,成功者成了若干年后还能拿出来装一装的文青。

都8012了,喊“摇滚不死”会不会太矫情?

当然,历久弥新的文青不是银镯女子、《最小说》忠实读者,浸淫西方文化才是最酷。

我们请来了网络播客“坏蛋调频”联合创始人伍叁伍伍

打口碟小摊是酷学生们的收容所,在网络资源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那里拥有最全的西方音乐。

跟大家聊聊这件事

扛着几箱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发着光的介质,神秘的卖家定期来袭卷我们可怜的生活费。

多年以后,当我抱怨Apple
Music依据算法推给我的新歌没那么好听的时候,时常还会想起自己被摇滚乐击中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懂音乐的老板是小年轻最初的音乐类型普及老师,不懂的老板也足以唬住刚从试卷里探出头的学生。

那是1991年,我11岁。今天被称为90后的这群人,他们中的第一批已经出生了。在他们高高兴兴当婴儿的时候,一定意识不到自己二十多年之后会在互联网上遭遇到油腻、谢顶、离婚、出家这么险恶的四面楚歌,更是做梦也想不到那么多公号会为了多个千八百的流量与他们自己为敌——那些公号背后的写手和小编,大多就是90后本后啊!

“第一次去,问他要Muse的,他很热情地找出一张给我,说:‘摇滚里面Muse是最好的了!’第二次去,问他要Radiohead的,他同样热情地找出一张给我说:‘摇滚里面收音机头是最好的了!’”

跑题了。最早击中我的摇滚乐,是崔健的《解决》。虽然老崔当年的唱腔含混,但歌词仍然被我当场记住。那歌词写得真穿越,甚至照应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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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问题很多

我的朋友Tan是个音乐发烧友,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找碟,从一开始只知道几个乐队的名字也要装作熟门熟路,到后来能火眼金睛挑尖货,他终于在大学自己干起了卖碟副业。

无法解决

没想到,凭着这他倒成了个校园小名人,让我眼红地认识了不少姑娘。

可总没什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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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大的问题

要说那时候我们对音乐倒也不是有什么巨大热爱,更多的是享受这种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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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过是墙上另一块砖”的生活里,我们多了一种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的自我意识明晰了一点,羸弱的自我强大了一点。

崔健《解决》

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赶上的只是打口时代的尾巴,二十世纪90年代才是打口的盛世。

与其说是人找到了对的摇滚乐,不如说是摇滚乐找到了对的人。

许多羸弱的青年在音乐中站了起来,许多强大聚合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发出声音

我是第一批80后(我很少这么称呼自己)。当时是暑假,我所在的校田径队在做短期集训,休息时间走进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崔健正唱着《解决》在桌上那台每天负责播放课间操音乐的双卡录音机里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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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盒台湾版的磁带,一个女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我被崔健的声音按在原地动弹不得,而后就死皮赖脸把它借回家去拷贝,抹掉了我爸的一盒录着刘文正的磁带。接下来的两年当中,我听它听了上千遍,那声音强烈而特别,听久了,仿佛我也变得强烈而特别了。

媒体人王小峰在文章《打口》中曾回忆到:

直到今天,仔细听那张《解决》里面歌曲的编配,仍然精致得没话说。在若干年后我向崔健本人提起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个瞬间,他说他更关心今天的年轻人听了他新的音乐有什么感触,而早就不太关心提起他就反应出《一块红布》、《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的人了,虽然那是他每次演唱会都必唱的,不然的话以姜文为首的那些铁杆是不会满足的。

“有一天,一个说话特深沉的人来找我,他戴着一副远视镜,皮肤黑黑的,见到我就说他喜欢鲍勃•马利

在1992年冬天听到唐朝乐队同名专辑和窦唯主唱的黑豹乐队同名专辑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初中生。像是玩即时战略类的游戏一样,摇滚乐的版图正在一块块被从黑暗里打开。照亮这个版图的第一把火,叫“中国火”。

我一听高兴坏了,手里正一堆鲍勃•马利的磁带处理不出去,赶紧把这些东西全都卖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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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年之后,在一次还算比较正规的摇滚演唱会上,我看到台上有个人正在唱布鲁斯,我定睛一瞧,这不是买我的鲍勃•马利磁带那个人吗,怎么改行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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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打听,说这支乐队叫‘鲍家街43号’,那个唱歌的人叫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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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1

汪峰在90年代曾是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的主唱

在90年代初,拼盘唱片这种形式很重要,它让我知道了一件事:原来中国的摇滚乐队已经那么多了。

1990年开始,大批包括废塑料在内的“洋垃圾”倾入中国,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变废为宝,在塑料中分拣出大量的打口磁带、打口CD,于是一个产业就这样诞生了。

我听到的第一张拼盘唱片叫《中国火1》,现在回想起来,不论从企划、视觉设计、乐队选曲的它仍然是那个时代水准最高的中国摇滚乐合辑。出版它的机构是派生自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的“魔岩文化”旗下厂牌——“中国火”。这张唱片里除了唐朝、黑豹、面孔、自我教育、红色部队、ADO这些扎根在北京的乐队之外,更重要的意义是让人们听到了来自西安、即将成为日后的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还有来自东北的“目击者”乐队和来自香港的ANODIZE(亚龙大)乐队——前者后来不知所踪,后者演变成了香港Hip-Hop最重要的一股力量——LMF。这给了我们一个信息:摇滚乐不只在北京发芽开花,在各地都已经破土了。

如同当时卖着打口磁带的王小峰和买着磁带的汪峰,许多在当代音乐圈赫赫有名的乐评人、音乐人都曾参与到这个产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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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F

这些在国外因滞销,或在生产、流通过程中遭到损坏而被打口、扎眼儿作废品处理的音乐载体,为90年代爱好音乐却资源匮乏的中国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但是,摇滚乐队还是北京多,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在“中国火”之外,人称老哥的录音师王昕波制作的“摇滚北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拼盘系列,在其中我认识了指南针、轮回、呼吸、超载、眼镜蛇、常宽这些名字。老哥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他也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万里马王”里面的那个“王”。

可以说,正是这些“洋垃圾”滋养了中国地下音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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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种摇滚乐拼盘占据了音像店里的货架:摇滚时代、摇滚之旅、中国原创摇滚、非常摇滚、摇滚’94……这些贴着摇滚标签的拼盘大多是音乐人青山制作的——除了最后提到的《摇滚’94》,制作它的人是其中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他是个大人物,也是我现在的老板。这是后话。

当时还叫吴红巾的左小祖咒也是卖碟人中的一个,带着几箱打口磁带和CD,他从上海的复旦大学后门,迁到北京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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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儿卖打口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张洹,进入了有名的北京“东村”艺术区,组建如今已被写入中国地下摇滚史的NO乐队。

《中国原创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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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众号@民谣与诗

《摇滚’94》

历任《音乐天堂》《非音乐》等杂志编辑的知名乐评人邱大立,在96年因缺少创办杂志的经费,也在广州成了一个打口小贩,试图赚钱补贴理想。

各种摇滚乐磁带是我零用钱的主要流向。后来这种态势愈演愈烈,家里给的饭钱也经常被送到音像店里,换回来的是摇滚乐带来的快乐。

虽然不久他的工作重心就重返乐评,但他的打口小店“第一印象”慢慢成为了北京音乐人的广州聚集地。

对我来说,1994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我在《音像世界》杂志看到一个叫科特·柯本(KurtCobain)的人自杀了,随后开始疯狂的听他的乐队NIRVANA,进而开始打开了欧美摇滚乐的门;第二件是“中国火”推出了“魔岩三杰”的唱片,那一年的年底还做成了“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把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运送到了香港,在从前流行歌手开演唱会的场地躁了一把。

他在这里为舌头乐队、周云蓬、小河等独立音乐人提供了广泛的打口音乐资源,如今已有“打口教父”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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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内音乐公司的创建者们,如摩登天空的沈黎晖、嚎叫唱片的吕玻、新蜂音乐的付翀,都是深受打口磁带、CD影响的“打口一代
(The Dakou Generation)。

《摇滚中国乐势力》现场唱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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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看到中国火的标记出现在一张叫《上海梦》的磁带上。虽然李泉是个从前不知道的名字,但仍然毫不犹豫买回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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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李泉用钢琴和人声勾画出了一幅五光十色却蒙着发黄滤镜的上海。那不是我经验里的摇滚乐,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想,我要借着考大学的机会,到上海去。

关于北京摇滚圈的电影《北京乐与路》自然也少不了打口文化的镜头

后来我的高考志愿里填的学校,统统在上海。我妈妈当时看到我填的志愿都哭了,她肯定觉得我疯了。

主研中国摇滚和流行音乐的荷兰学者Jeroen de
Kloet认为,CD边缘的小小缺口让这批年轻人得以进入全球音乐文化的中心,西方音乐让他们雕刻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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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90年代的“打口一代”继承了80年代中国的摇滚热;另一方面,在以反叛为核心的摇滚之外,“打口一代”体现了更加多元和含混的特征。

李泉《上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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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我真的是个被摇滚乐改变过人生轨迹的人。在18岁之后,摇滚乐还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它的社交作用:如果听的音乐差不多,三观也一定相近,交往起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Jeroen de Kloet将打口文化滋养下出现的乐队分成了三类:

1998年,我到复旦大学读新闻系本科,没多久就找到了几个同类,迅速结成了死党,一起一边听一边操起电声乐器开始玩摇滚乐队。我的打口时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亲耳听见The
Doors、JoyDivision、Sonic
Youth们的打口磁带感觉真的不赖。后来常听的载体从打口磁带变成了打口CD,我在宿舍睡的那个上铺有三分之一的宽度是留给CD唱片的,塞着耳机睡觉成了习惯。在失眠的时候,我的法宝是Nirvana那张Nevermind,第一首歌开头的吉他重复段结束前,我肯定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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